这里,我们还没有包括证人出于各种原因有意掩盖真相的情况。

中国法律观念之社会本位及对应此逻辑的个体与世界的道德责任关系，塑造了中国人独特但并不至上的国家观念，依靠但又在道德上超越国家，以修身为平天下进行道德与人格储备，从而构成中国人法律秩序观念的重要特质。由此，我们需要认识到钱穆的法治论不是一种国家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法治论，不是商韩之法，也不是西方的形式法治，而是为贤能、人才及社会规范留下充分自主和创造进取空间的宽和的法治论。

钱穆先生的政论有其尺度和依据，一方面他充分意识到当时的激进主义政治思潮和政党力量的严重冲突，所谓风林急流，另一方面则坚持以率本所学据理平议，姿态虽低，但不卑不亢，自许固存，但对话诚意隐伏其中。但对于当代的法治建设而言，激进主义的变法思想和功利化的制度移植主义仍然存在，真正建立在文化与制度自信基础上的立法改革共识及制度理性尚不巩固，故钱穆曾经的法治论述与关键命题的辨析，尤其对中国自身法治传统的学术解释和梳理，在今天仍然是节制激进主义、维护改良主义路线的重要思想资源。一、书生论政：《政学私言》的性质与功用 钱穆不是职业法学家，其论法议政的基本根据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历史。而从国家整体治理思想的角度而言，法治与德治的宏观二元架构逐步落实于各个治理层次，为钱穆心目中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良治理提供了实践条件。与中国的性善论相比，西方的法治理论建立在严格的性恶论基础之上，钱穆先生援引亚里士多德有关法治的论述证明西方更重外部法律和习惯对人性之恶的约束与理性行为的引导，指出自此分歧，则人类一切诸德，乃不得不有赖于法律与立法之士之为之规定。

本文拟对钱穆先生的法律秩序观加以文本和理论线索的考察与评述，并在此基础上探讨钱穆法治理论对当代中国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则基于救亡图存的改革意图伦理，宁愿歪曲历史和制度而达成激进改革之功效，所谓的风林与急流是也。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既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结底是让全体人民过上好日子。

除减贫领域外，近年来推行的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执法力量下沉、赋予乡镇街道执法权等改革举措，都对基层寄予了极高的期望，甚至已经形成了权力下放的改革路径依赖。市场经济的首要指向是效率，社会主义的首要指向则是公平。在法理上，此种目标和标准体现了人的尊严对国家行为的规范效力。第一，承接能力和转化能力。

二、中国特色减贫道路的法理基础 中国特色减贫道路是在长期的探索中形成的。[49]对此，一方面，上级在作命令、下指示时充分考虑法定时限，避免为基层设定不切实际的任务指标。

尽管通过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社会各层面参与，社会复杂性确实增强了，不过，在总体上从属于一个系统的社会中，此种复杂性的增强，如何引起子系统的生成与分化？实际上，脱贫攻坚体现的是中国长期以来的总体式治理结构，社会不是功能分化而自主的，恰恰是功能交叉而整合的。全面减贫不能停留在经济物质层面，还要在精神和社会生活层面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使五大文明都得以实现。古代中国的国家治理总体上是皇权不下县，费孝通以双轨制[40]概括之，吕思勉认为中国官治，至县而止[41]。[24]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288页。

如何保证国家的团结？如何维护共同体的稳定和持续？唯有形成公平的、有效率的社会合作体系。一方面，基层的承接和转化是我国国家治理逻辑的必然要求。加强对科层式官僚体系的控制，是基层政权持续运行的基础性工作。[40] 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乡土重建》，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383-384页。

为此，利用新型生产要素并提供合理报酬，有助于提升减贫绩效。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农村和城乡经济发展的基石，是激发贫困地区内生动力最基本的前提。

[12]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2年11月8日），《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8日，第1版。两不愁三保障以及饮水安全等要求便与中国人权道路所倡导的生存权与发展权形成了高度契合。

[16]减贫的根本目标在于维护和实现人的尊严，这也是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指向。[31] 陈婉玲：《区际利益补偿权利生成与基本构造》，《中国法学》2020年第6期，第149页。前者即为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后者的范围在《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得到了确定，主要包括县级和乡级的政权机关。[9]实际上，绝对自由的市场会消灭市场本身，也会瓦解经济发展的公共性目标。但是，基层在人事、财政、装备等方面受到严格管控，同时在承接方面存在能力不足。比如在行政处罚方面，有学者认为，我国的大部分乡镇、街道尚不具备执法的能力、条件和水平，还是应当定位于面向群众的日常服务、一般管理、日常巡查等方面，不宜赋予其执法权。

[16]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40页。基层处于承上启下的节点、各种矛盾的焦点和工作落实的重点。

[27] 林尚立：《论人民民主》，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50页。[22] 习近平：《之江新语》，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99页。

在我国法律体系中，贫困规范缺乏根本法基础。[11]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256页。

[8]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257页。[30]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13页、第209页。基层与中层、高层共享着科层式官僚体系的价值观，从中央到地方，等级式治理贯穿各项事务治理的全过程、全领域、全周期。尤其是精准脱贫主要途径中的五个一批，即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扶贫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集中体现了统合路径的要求。

有社会学者指出：越来越多的‘一肩挑做法提高了工作效率，但是‘四民主或变得越来越弱，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空间越来越小，反过来影响村民参与乡村建设的积极性，也影响着他们的公共责任意识和观念。从外部视角来看，人的尊严要求国家采取措施，为个体获得体面的社会生活提供有效的、持续的基本条件。

[30]在这个意义上，地方或者区域的全面发展就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高级阶段。人格尊严条款以及人权条款确立的是一种内在价值的尊严观，是人作为独立和自主之个体在地位上的规范重要性 [17]，体现了国家对个人独立人格的尊重。

基本的物质条件和水平是人有尊严地生活的保障 [18]，而获得物质生活保障必然归结到生产力发展上来。人在社会中是连带式存在的，离开特定地域而绝对独立的个体，在现代社会中是无法存续的。

[44]责任类型的不明确，必然导致承担责任范围的不确定性。参见陈运生：《对中国系统论宪法学的反思》，《法学研究》2021年第2期，第19页以下。[14]在减贫实践中，党发挥着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13]就此，减贫要充分尊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注意通过市场方式来引导资源自发流动，而不能单纯采用行政命令方式。

在易地扶贫搬迁方面，贫困人群需要付出很少的金钱代价，就可以入住由政府出资修建的集中安置房。[36] 习近平：《之江新语》，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10页。

[43]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12月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要把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赋予县级更多资源整合使用的自主权，强化县城综合服务能力。再次，在物质收益分配方面，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此外，乡村治理的民主与效率关系值得关注。人的发展的主体首先是具体的人，这也是作为人的尊严的权利主体。